相信已有不少玩家通关了《人中之龙 7》，同时也玩过了里面 「公司经营」的小游戏，应付了乱七八糟的 「股东大会」。但是，这个看起来既搞笑又扯淡的 「股东大会」是夸张的戏剧化表现，还是根据现实创作的呢？

 

在这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小游戏背后，其实描述的是统治日本商业近一百年的隐形黑手「総会屋」的一贯行为。「総会屋」并非特指某家公司、机构或个人，而是做「商业公司股东大会」这门生意的人的统称。作为日本独特国民性与商业文化的产物，「総会屋」这个行当和「极道」一样，是在光天化日下运行，却又可称为咄咄怪事的存在。

「総会屋」的起源：与股份制公司共生

如今要详细说清楚「総会屋」从何而来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在明治·大正年间，随着维新变法及日本引入近代商业公司制度，「総会屋」的雏形便已出现，而它诞生的最初目的，当然是在合法的规则框架下，谋取最大的利益。

 

不懂日语的读者可能会对“屋”这个字产生歧义。在日语中，屋本身在日语里面就有“表示职业的地方或者人”的意思（例如杀手的日语叫做杀し屋，菜铺叫做八百屋等等）。而「総会屋」的具体含义，则是指「一部分拥有股份公司若干股票的股东（株主），滥用自己的权利向公司要求不正当财物或是收取贿赂的人或者集团」。
 

按照明治时期开始推行的日本「商法典」与之后的「会社法（公司法）」之中的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在每年的某个时期举行一次定期股东大会；持股数量达到法定份额的股东均具有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这样，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往往会达到成百上千人参会的规模，部分大企业甚至可能过万。
 

然而，「股东大会」这种事情对于日本的公司经营者来说是一柄双刃剑。理论上来说，股东大会是公司管理层与股东进行交流并解决问题的场所，但日本的国民性格却恰好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日本人的好面子习性与生俱来，如果在公开场所被指责、或者不顾形象地与人争吵，会被认为是违反传统的耻辱。
 

有鉴于此，「股东大会」制度在出现后不久，傲世皇朝总代理就心照不宣地迅速沦为「面子大会」或「鼓掌大会」，无论是哪家公司，都以尽快结束大会为公司经营成功的象征。同时，公司运营者往往有些内幕行动或交易行为并不想公开披露，但大会上任何股东都可以做出提问与发言，这就很可能使一些不愿或不适合曝光的行为被放到台面上，为了回避矛盾、解决麻烦，股东大会也是越快结束越好。

 

「総会屋」的出现，可以说是攀附着日本国民性的弱点而生的。关于「総会屋」最早的报道大概可以上溯到1900-1910年代，当时从事这一行当的人都是识文断字、粗通商业运营甚至精通法律的人，而其武力保障则是那些在明治末期丧失土地、俸禄的浪人。
 

很快，「総会屋」便利用法律漏洞，成为各家公司股东大会上的常客。他们自称「职业股东」，拿手好戏就是在大会上大肆喧哗、大放厥词，质疑公司经营的方方面面。如果公司无法对他们的问题作出应对，他们便极力宣传公司的运营失败，领导者人品道德不可信，借以打压股价，使公司经营者损失惨重。
 

为了避免可能的损失，大多数公司经营者会采取回避政策即花钱买平安，每年给「総会屋」支付一定数额的保护费，防止他们在股东大会召开时前来闹场。然而，或许是无本生意做得顺利了，「総会屋」的胃口越来越大，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在「股东大会」上一展身手，更试图深度参与到很多公司的决策与经营之中，甚至不惜为此挑动争斗与发动流血事件。

 

1934年，神户港的码头工人与水手为争取更好的待遇与工作时间，发动了「海员争议」罢工抗议事件。当时神户港公司委托山口组二代目组长山口登作为调停人。但「総会屋」作为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暗势力，协同神户港「海员组合」工会向山口组开出了很高的价码。双方商议未果，就地掀桌，山口组代理人西田幸一当场被杀死，同时参会的田尻春吉也被砍成重伤，更引发了后来的三代目田冈一雄独闯「海员组合」本部，刺杀工会长的大事件。虽然当时的山口组羽翼未丰，但「総会屋」有胆量从中作梗招惹他们，也足以说明这些人实质上的有恃无恐。
 

专业杠精何以专业？当然不止是抬杠这么简单

随着日本输掉二战，经济环境与商业经营方式都受到了极大影响，战后崛起的各地暴力团很快演变成控制各地贸易与商业核心利益的组织。作为战败国，战后的日本由于政府管理能力的实质性丧失，基本上默认黑帮承担一部分公共安全责任，同时给予他们在某些灰色/黑色领域的经营权利。然而，黑帮当然不会满足于只在「光与暗的边界」上试探，他们更希望能通过某些手段登堂入室，把黑钱洗白，也将触角伸到更多的地方。

19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上升期，股份公司的快速增加与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让「総会屋」有了可乘之机。同时，黑帮的触角也向地产、通信、道路等实业蔓延，黑道与「総会屋」在控制大公司的需求方面可谓是一拍即合，形成了相互依赖生存的「攻守同盟」。在60年代，从事「総会屋」行当的人数从战前的数百人发展到几千人，到了1970年代甚至达到5000人之多。而且，由于利益交换的关系，许多黑白两道的大佬都拿「総会屋」作为权力寻租的中间渠道，商界、政界无一幸免，甚至有人暴言说「全日本的企业没有人能逃得过総会屋，一个也没有」。

 

在「総会屋」风气盛行时，很多机构都在从事这种专业生意，甚至还有单独出动的「独狼」，搞得各家公司草木皆兵，对这类人物几乎一律是拿钱打发了事。那么，这些人只是单纯地在股东大会上闹场吗？当然没这么简单。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総会屋」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完备的「股东大会参与体系」，不仅有详细的分工，而且还形成了「一条龙包爽服务」。
 

在鼎盛时期的「総会屋」组织，旗下包括「分割屋」、「事件屋」、「総会荒し屋」、「进行屋」等专业人士甚至是部门，从头到尾研究的都是如何把一个企业彻底搞臭搞垮的事情，可以说是杠精里的专业人士，当场飞妈的高手，各大公司社长的噩梦，优质股票的谋杀犯。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各自负责领域，来看看他们的「专业流程」是怎么回事。

 

「分割屋」：是指专门向企业提出“将已经购买的股票细分，转让给更多人”等相关书面要求的团伙。这种行为被称为“株付”（付股）。这种行为多出现在企业最繁忙的时段，也就是年末结算的时候。这种犯罪手段使得企业在最忙碌的时段中，让自身的财务工作变得更加繁重，本来不需要的清算成本也就被强加了上去。而为了减少这块的不必要的开销，企业只好用市价以上的金额去回收这些股票，也就是说企业只能用金钱去摆平这些麻烦。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展现「総会屋」犯罪手段的第一步罢了。
 

「事件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些人是扒黑料和挖粪的高手，专门去发掘和研究企业的弱点、丑闻与非法得利，作为「股东大会」期间的储备弹药，或者用来要挟企业，从他们的非法利益里分一杯羹。

「出版屋」：要搞烂一个企业，传媒和舆论自然必不可少，「出版屋」顾名思义就是从事传播丑闻与恶评行当的人。他们对外的名目通常都是「XX经济研究所」「XX通信社」，以媒体的形式存在，名义上「客观公正」，实际上主要的职责就是发布「事件屋」搜集来的黑料，并通过收取巨额广告费、维护费的方式来压榨企业。
 

「総会荒し屋」：这些人的主要职责是在各公司的股东大会上亮相，告知对方自己姓甚名谁，大概的意思就是「你们已经被総会屋盯上了」。如果对方公司识相的话，就会主动去联系他们，寻找花钱免灾的路子。

「攻撃屋」：顾名思义，他们是对企业的主攻手。但是这些人并不是蛮干，他们往往会联系企业内部的某个派系，从中了解企业自身的经营弱点与灰色地带，再将这些弱点转换成尖锐的问题，便于执行者在各种场合使用。

「仲裁屋」：这是「攻击屋」的搭档，一般是配合来唱红白脸。当「攻击屋」发动对企业的打压时，他们则扮演「公允一方」，从中说和，并为企业提供「保证股东大会顺利进行」的成功诺，与企业谈判「妥协案」，从中收取谢礼。

「進行屋」：当面对一个大型企业时，如果上述的计划都能顺利执行，「総会屋」的组织跟企业谈妥了具体的解决方案，那就是「進行屋」出场的时候了。这些人是「総会屋」里的实权掌控者，既有经验又有影响力，大部分人与政商界关系深厚，在股东大会上的亮相就意味着这家公司在行业内受到了保护。当然，企业要为他们付出一笔相当的费用，按月支付的慰问金、赞助金等等不一而足。
 

「萬歳屋」：这些人是参加「股东大会」的「收场者」，其职责也相当有趣——在会上大叫「我没意见、赞成、万岁」，用来打断那些真正有想法和意见的股东的发言，剥夺普通个人股东参与经营的权利，保证股东大会尽快结束。
 

花钱买平安还是跟杠精干到底？

天长日久，「総会屋」让日本企业的股东大会变成了有名无实的会议，对会社的真实经营状况以及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至今天，它的影响力还体现在上市公司举行股东大会的日期上：全日本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一般都选择在当年的6月举行，而且时间非常密集。有时候一些大公司还会事先通气，在日期安排上搞「突然袭击」，甚至会出现几百家上市公司在同一天召开大会的情形，就是为了让持有多家公司股票的股东只能出席其中一家，试图分散「総会屋」的人力与参会资源。而这些召开的大会也只是面子工程，据统计有80%以上的此类会议都在半小时内结束，基本就是上台致辞——说几句空话——感谢股东——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散会的流程。

当然，并不是所有企业都会向「総会屋」低头。1984年1月30日，索尼株式会社由于没有答应「総会屋」的条件，在当日举行的股东大会上遭到了无数「职业股东」的质疑与抨击。当时有「指挥家社长」美誉的索尼社长大贺典雄先生（东京大学音乐部的专业男中音，差点成为职业歌剧演员）在会场中慷慨陈词，一一回应「総会屋」的问题和责难，最终让这场股东大会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长的大会，足足持续了13小时39分。经此一役，整个日本商界都知道了索尼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还有一个又能说又能打的社长。
 

需要说明的是，大贺典雄先生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商人，还非常重视技术的发展。 他在任内创造了索尼的品牌形象，使得索尼成为世界一流品牌，被誉为索尼中兴之祖。随身听的流行，CD的普及，CBS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MD的问世及第一代Play Station游戏机的诞生，都与他的决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然而，像索尼这样誓不低头的企业，在日本的社会中还是少数，傲世皇朝招商这是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家族式经营模式带来的结果。由于会社经营者往往是从专业人员出身，自身缺乏市场或金融方面的职业化训练，他们可能很清楚公司专业流程上的问题，却很难把它转化为经营性的语言，提炼要点传递给公司股东。
 

与此同时，很多社长醉心专业，对经营层面上的矛盾缺乏总体协调和运营的能力。而「総会屋」所擅长的就是抓住一点漏洞就无限上纲上线，将小问题放大成为不可容忍的缺陷。因此，大部分公司面对这种敲诈束手无策时，为了让自己的名誉与企业的社会信用不受损，以及眼下的经营和股价，只能选择向「総会屋」妥协。
 

这种妥协在日本人钻牛角尖的性格影响下，最后竟然发展成一种企业文化：通常来讲，如果在股东大会上竟然有股东提问，那几乎是不可容忍的事情，与其相关的职员都要为此背锅。中型以上规模的企业，大都会有一个叫做 「株主総会対策」或类似名字的部门，该部门的主要职责就是研究如何让今年的股东大会快速结束，以避免股东在会上暴起发难。每年6月公司都会安排大笔人力资源和预算，并且针对年度的事件进行反复的预演。

 

毋庸置疑，「総会屋」是企业经营的敌人，而对敌人的忍耐与退让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于是，在商界的奇怪默契中，「総会屋」的影响力就如同滚雪球一般积累起来。到了80年代，「総会屋」不仅掌握了庞大的企业经营资源，还将自身的影响力蔓延到了很多公司的决策层。当日本经济整体增长势头向好时，一切都可以商量——但是当经济发展的潮水退去，这些盘根错节的寄生势力便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
 

「総会屋利益供与事件」：几乎杀死日本金融

1997年6月29日，日本全国银行联合会会长、第一劝业银行行长宫崎邦次在家中自杀，而这位曾经在金融界位高权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之死，不过是一场风暴中的浪花。这场风暴就是席卷整个日本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総会屋利益供与事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银行业作为输出利益的窗口，与「総会屋」合作，在股东合议、财务报告、贷款等方面做黑账假账，向各个相关领域输出利益，最终掏空了整个日本银行业的根基。

根据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东京地检特搜，想知道这个部门有多牛逼的可以自行查阅）的调查报告显示，从1985年到1996年，以第一劝业银行为主体，共向「総会屋」组织输送了高达460亿日元的利益，日本当时的「四大证券会社」山一证券、野村证券、日兴证券、大和证券全部裹挟其中，完全动摇了整个日本的财政基础，暴露了银行业、证券业与监管机构乃至大藏省（日本最高财务机关，相当于中国的国家财政部）之间彼此勾连的事实。

 

根据当时第一劝业银行公关部副部长江上刚的回忆，他所在的银行业虽然外表光鲜，但其实内部早已腐烂得不可言喻。从70到80年代，整个银行业看似井井有条，却毫无规矩可言，业务伙伴之间的黑钱、烂账以及不正当贿赂比比皆是。而银行本身为了防止股东提出异议，竟然让公关部专门组织了对股东的监视网络，同时纳入「総会屋」的人力与体系，借以每年编织一套完美的财务报告来欺上瞒下。同时，随着商业贿赂、洗黑钱和不当利益输送的规模越发庞大，越来越多的金融、证券高管及政界高官被卷入进来，最终酿成了一场弥天大祸。
 

在这场「総会屋利益供与事件」之中，仅第一劝业银行的高层便被逮捕了11人之多，而其他各家受影响金融机构的崩溃都已经写进了金融教科书：1997年11月24日，有一百年历史的山一证券召开临时董事会，正式决定“自我废业”，并于当天上午向日本大藏省提出停业的申请。造成山一证券倒闭的主要原因是对3.3万亿日元负债无力承担，但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其联合「総会屋」对财政报告造假隐瞒的2648亿日元「簿外债务」，成为了导致其倒闭的导火索。彼时整个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极度依赖二级市场和佣金收入的山一证券在多年经营中几乎全无收入，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又背负着「全日本最大证券商」和24万亿证券的价值，只得年复一年地舞弊来维持漂亮的报告，最终积重难返。

 

非常讽刺的是，在弊案爆发之前，山一证券还顺利通过了大藏省和日本央行的财务审计，当时日本金融检查形同虚设的程度可见一斑。在这场风暴里，其他几家证券会社也无法幸免，各家都有数目不等的高管被逮捕，社长几乎全部引咎辞职或锒铛入狱。最终，因关联事件引发的「大藏省接待污职案」导致大藏省金融监管部高层集体落网，日本财相、自民党元老三塚博引咎辞职，整个大藏省事实上濒临崩溃。

更为离奇的，则是在这场盘根错节的案件背后的主谋，「総会屋」主要责任人小池隆一的命运上。这位深居简出，看起来儒雅随和的人，却是一手导演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他旗下的「総会屋」组织在全盛时期有6000人之多。据说小池隆一本人在日本政界的关系可以用「手眼通天」来形容，上至田中角荣、桥本龙太郎等政治家与财界大佬都与其交情莫逆。80年代，日本金融界与小池隆一的关系可以说一言难尽，几乎都是动动手指便是几十几百亿日元上下的生意，如三菱重工贿赂事件、东芝财务舞弊事件、日航增发舞弊事件等等，都与小池隆一脱不了关系。
 

1985年，小池的「総会屋」与第一劝业银行之间形成了某种交易。第一劝业银行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及相关企业为小池隆一提供活动资金，而小池则在第一劝业银行开设账户，在1989年用银行提供的32亿日元购买了四大券商山一、野村、日兴、大和的股票各30万股，而在当年日本股市崩溃之后，又强制要求四大券商对其股本刚性兑付（多么可怕的政治能量）。四大券商为求自保，只能通过做账将自营业务的盈利补偿给小池隆一及其「総会屋」，总计兑付金额达到5.3亿日元，小池的关联企业融资涉及金额则高达24亿日元。
 

根据部分交代，小池拿到的钱除了投资经营会社、购买股票之外，还有巨大的数额用于宴请高管、在银行相关产业为各方人员提供VIP服务、购买高尔夫俱乐部顶级服务等等，而具体的数额至今也没有能查清——460亿日元的输送利益总计只是一个粗估，实际产生的费用完全无法审计。
 

1997年5月，在日本金融界丑闻爆发之前，东京地检特搜部以「非法利益供给与非法融资」的名义将小池隆一逮捕，似乎要对其全面追责，但他却在几年之后便悄悄出狱，携家人隐居于鹿儿岛，「総会屋」从事件中获取的庞大利益与大量的幕后细节也都消弭无形。

 

时至今日，小池隆一甚至连一个有关其生平的维基页面都没有（广岛起家的「关西吸血鬼」小川薰至少还有个介绍），那些有关日本政治高层的秘密也在心照不宣中被世人逐渐淡忘。
 

在历史中消亡：「総会屋」的末路

如此的金融/实业吸血怪物， 难道就没有任何举措去扼制他们的肆意妄为吗？其实不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实施过无数的方案，试图去解决「総会屋」带来的问题。

1981年，日本对《商法》进行了修改，加强了对收取贿赂、提供利益及不当交易行为的管控，希望通过法律来斩断「総会屋」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纠葛。但是沉淀下来的利益交换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清除的，毕竟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総会屋」不止自身撷取利益，还涉及与各个企业高层圈地自肥、养寇自重的交易。在商法修改后数年的调研中，数据体现的状态仍然极不乐观：70%的上市公司仍然与各「総会屋」维持着财务往来，而另外的30%则会在股东大会之前做例行的接触，第一次针对「総会屋」的商法改革面临失败。
 

1998年，在日本金融界因「総会屋利益供与事件」被核爆之后的局面里，日本对大藏省制度及公司经营法律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调整，在《商法》中增加了「利益要求罪」和「逼迫利益要求罪」，希望能够全面遏制「総会屋」的势力蔓延。

 

或许是因为过于巨大的金融灾难让政界终于感觉到威胁，这次对「総会屋」的绞杀逐渐有了成效，几个「総会屋」巨头逐渐丧失了在财政界的影响力。除了已经入狱的小池隆一之外，小川薰等「业内大佬」也由于各类经济犯罪纠纷而自保不暇。与此同时，与黑道有关联的「総会屋」组织也被纳入了《暴力团对策法》的监管范畴，住吉連合（《人中之龙》里「东城会」原型）旗下的小西组、山口组（《人中之龙》里「近江連合」原型）旗下白神组、以及稻川会横须贺一家、松叶会和日本一城会等等这些操持「総会屋」生意的黑帮也大受打击。
 

结语

20多年来，随着日本法律对黑道绞索的不断收紧，「総会屋」的能量与影响力均已大不如前。根据统计，今天在日本从事「総会屋」行当的人已经收缩到大约200人左右，而且由于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能够操作的事件也已极为有限。

今天，在《人中之龙 7》里，我们可以在「一番控股」的企业流程里，体验一下那些搞笑式的「股东大会」流程，但应当记住的，则是它背后曾经令整个日本金融界都谈之色变的「総会屋」势力，以及那些悄然湮灭在历史里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