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下一站，越南？

去年我和团队去了两次越南，两次加在一起有大半个月时间。我们在越南调研的密度极高，早上9点出门一直到晚上10点回酒店，每天都是这样的密度，同行的社会学老师说，我们大半个月完成了别人2~3个月的调研。

为什么是越南？说起下一个世界工厂，我们会自然联想到两个国家，印度和越南，印度，我一开始就排除了。的确，印度凭借人口数量大和人口年龄结构年轻的优势，有可能跻身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候选人，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印度的十几亿人口实际被切分成了几千个劳动力市场，原因就在于它的几千个种姓。

在印度的四大种姓之下还有大量的亚种姓，每个（亚）种姓在其分化出来的时候，都对应于一种职业。对于不同的（亚）种姓，宗教给予的来世的承诺，此世的期待不同。所以企业对于不同（亚）种姓的员工，没有办法按照同一个方式来进行有效激励，这对于发展制造业很不利。

有一个现成的案例，国内某重型机械制造商去印度设厂后，发现当地工人中有个小伙子特别能干，决定提拔他当小组长。然而这个小伙子是最低种姓的首陀罗，吠舍种姓（地位高于首陀罗）的工人坚决不肯让他当小组长，闹到罢工。再加上其他问题，导致该制造商最终放弃在印度建厂。

但还是能够看到有些中国公司近年来到印度设厂，比如一些国产手机厂商。但我调研的结果是，它们这么做，更大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印度的关税。这些厂商在当地主要是完成最简单的组装环节，上游的零部件依然需要从中国运过去。

莫迪政府推出了一个国家层面的政策，以推动“印度制造”，这个政策的中心思想是用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弱小的制造业，高关税意味着在印度国内生产的东西在世界市场失去了竞争力，所以刚说的过去设厂的公司，基本上是服务于印度的国内市场，很难出口。再加上印度的基础设施太差，政府效率不太高，等等，都使得印度要成为世界工厂的难度很大。

另一个热门的候选人就是越南了。通过实地调查我们想解答以下几个问题：

在我的上一本书《枢纽》里，基于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我提出了一些假想。这些假想包括：迁移出去的是制造业的具体环节，而不是制造业整体；遍布世界的中国人在其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这两个假想在我的调研当中全都得到了印证，并且印证的结果强化了之前的假想——中国人参与的程度比我想的还要深，迁移出去的环节比我想的还要少。越南之行后，我对中国目前世界工厂的地位依然很有信心。

02 信任崩坏了，然后呢？

我在调研中发现的一系列经济逻辑，并不会因为疫情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疫情带来的主要变化倒不是制造业要转走了，而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信任遭到严重的破坏。

信任被破坏有可能使西方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去重建某些“和安全相关”的产业。

什么是和安全相关的产业？这取决于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互信被伤害到什么程度。安全相关产业的定义边界是动态变化的，不信任越深，被划到安全相关产业边界中的产业就越多。

比如公共卫生、信息相关的产业，过去打击华为，已经是对中国的某种不信任了。疫情之后，安全相关产业边界扩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倒不是说在华为之外再去“打”中兴，而是说 “打”华为的同时捎带手，某些核心产品不再向中国出口了。

西方世界有《瓦森纳协定》，其中规定了某些最尖端的与安全相关的产品不许向中国出口。当互不信任达到一定深度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瓦森纳协定》。

安全相关产业在整个制造业中占的比例不大。正因为是小比例，才可以不惜代价地去重建。但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通常来说，安全相关的产业都和技术前沿路线紧密相关。

假如西方重建起了安全相关的产业，有可能会导致很多产业跟中国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

中国跟西方在技术应用层面有差距，但不大，在最前沿的技术上还是有代差，超精密制造，中国跟西方也存在代差。网上有一些人群情激奋，“谁说中国不行了，中国厉害的很”。吹牛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在应用层上也许还有一定优势，但在基础层就不行了。就基础层而言，中国和世界还是差很远，而应用层如果没有基础层作为支撑的话，后劲会不足。

一旦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就会形成两套平行的技术路线。技术路线在中国迭代的速度肯定会慢于西方，也许50年后中国跟西方能并驾齐驱，但是在这50年之内中国几乎没有机会。

或许有人会说，互不信任没什么大不了的，干脆封锁个几年，中国自己发展起来。这样的想法非常愚蠢。中国的供应链和市场是面向全球的，一旦外部世界觉得你不可信任，就不会再从你这里购买了，即使短期内不得不从你这里购买，也一定会做其他储备，长期来看最终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我提出“供应链去武器化”，有人很愤怒，这些人非常短视，他们没有能力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在其他国家的位置上来设想下，一个天天威胁你的人，你敢把性命攸关的事放在他那里吗？

“供应链去武器化”什么意思？是你“放弃拿它来威胁别人的能力”。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俄国在乌克兰危机的时候，曾经用它的油气来威胁德国，对德国来说，确实从俄国买更便宜，但如果你以此威胁我，要求我在国际上不得不配合你的话，我是无法接受的，我就选择不惜代价，重新铺设别的油气管道，几年之后就不再需要你了，到那个时候俄国怎么办呢？别人不需要你了，意味着少了一大块市场。只有在承诺不会把油气武器化的前提之下，才能持续地把油气卖出去。同样地，只有承诺了“供应链去武器化”，才能真的保住中国的供应链。当然光有承诺靠不住，还需要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

03 疫情考验人性，但人性从来都经受不起考验

我认为，除非停摆两三年，否则疫情对中国制造业还不至于有特别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疫情有可能是个“挤泡沫”的过程。疫情前苦苦挣扎的工厂，几个月的现金流撑不住的话，就崩溃了。但是工厂崩溃了，并不代表需求没有了，需求仍然在，只不过暂时被压制住了。等到疫情过去之后，需求再回来，此时能够活下去的工厂将会再次满足需求，并且可以低成本地把死掉的那些同行工厂的设备、人员等等整合起来。所以这会是一个“洗牌”的过程。

对于中国周边的小国家来说，它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小国资本匮乏，回旋余地也小，一旦出问题，就可能导致系统性的崩溃。等到需求恢复，跟中国比起来，它们“回血”的难度更大，速度也比中国更慢。

并且，只要疫情出现跨国性流行，企业们有可能会发现，中国比小国应对疫情的能力更强。所以，疫情过后，不排除一些制造业会再回流中国，事实上最近已经出现相关报道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要将世界分为“疫情前的世界”和“疫情后的世界”，这种划分有一定道理，但我并不认为是在制造业，或者说经济层面上会有那么大差别，我认为更多是在各国的相互信任关系层面，会有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遭到很大破坏，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也会遭到侵蚀，比如德国“截胡”瑞士的口罩，意大利“截胡”瑞士呼吸机等等。疫情考验人性，但人性从来都经受不起考验。

04 “别让某某跑了”是伪焦虑罢了

中国制造业强大的地方，并不在于生产要素价格低，而在于超级强大的供应链网络。

曹德旺的美国工厂有特殊性，玻璃对供应链没什么需求，所以他可以转去美国，但是其他很多企业对供应链是有需求的，它们去不了美国，去了之后经营成本会大大增加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富士康是苹果的代工厂，一直为苹果公司生产 iPhone等产品。当奥巴马还任职美国总统时，与乔布斯有一次会谈。当时，奥巴马问乔布斯：为什么苹果公司前一年销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几乎都是在海外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

乔布斯说：iPhone4就要上线了，需要做一个重大修改，当时中国已是半夜12点，但富士康工厂的厂长一声号令，12000人同时起床，8小时后产能就已经规模化。如果在美国，别说8小时，8个星期也做不到。

听起来心酸，但这就是供应链网络的力量。

什么样的企业适合迁离中国，什么样的企业不适合，可以画一个象限，横坐标代表供应链的复杂程度，纵坐标代表劳动力成本在生产环节中的占比。

为什么强调是“生产环节”？因为今天各个工厂之间不再以产品来分工，而是以环节来分工，像拼积木一样，每个工厂只生产特定形状的积木。至于生产出来的积木具体是做什么用，取决于整个供应链里各个环节如何动态组合。

这个象限中，劳动力成本占比低、供应链复杂度高的，很难离开中国；供应链复杂度低，劳动力成本占比高的，可以迁走，某种意义上也应该迁走。对于劳动力成本占比高、供应链复杂度也高的企业，是否转走取决于市场，但如果转走，要靠近中国，因为供应链的主链还在中国；劳动力成本占比低，供应链复杂度也低的，是否转走也取决于市场，并且也没必要非得靠近中国。

所以，我不建议笼统地说，某某产业、某某企业要转走了，必须得看具体是什么产业，转走的企业具体位于哪个象限。

最近媒体上说“别让日企跑了”，其实是一种“伪焦虑”。比如，如果索尼跑了，索尼的中国工厂还在，而且这个工厂实际上已经嵌合在整个中国的供应链里了，如果这个工厂跑掉了，是不太容易活下去的。如果你天天叫着“别让某某跑了”，人家还真是非跑不可了，因为他觉得你要“关门打狗”了。

中国肯定有身份焦虑，就像我在《枢纽》那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个崛起的大国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过往的秩序、框架、意义、参照系都失效了。失效了之后，你不知道你是谁了，此时一定会有焦虑。与此同时，世界会有焦虑，因为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了，规模又很大，必然会导致世界秩序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05 全球化 “精神分裂”了

曹德旺在接受《新京报》时说，或许逆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并最终会成为定局。从制造业上来说，我倒不觉得会有逆全球化的过程。

未来的全球化会有一个“精神分裂”——经济全球化仍会持续，但政治全球化可能会发生倒退。怎么定义政治全球化？二战之后，有了WTO、IMF这些机构，跟二战前比，在政治上全球化往前推进了。凯恩斯设计这些制度的时候，都是有深远的政治考虑的，只不过他认为这些政治考虑需要通过经济的方式来落实。只有通过经济方案，才能确保各国之间的政治信任。我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指的绝不是类似于WTO这种机构，而是指具体的经济活动过程。

我这次在越南访谈的感受是，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你可以抬高关税，但我有的是办法来规避，而且都是合法的。就像我在《溢出》里提到的，苹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钱存在爱尔兰，基于当地特殊的税收政策，有一年它的税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几。某种意义上，正因为国界的存在，才给它提供了更大的规避空间。

至于WTO，我视其为一种政治全球化，因为它是以国家为单位来主导的，背后是国家意志，不是商人具体的活动。这次疫情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受到很大伤害，这种伤害可能会使政治全球化出现倒退，表现为西方开始尝试建立另外一套贸易秩序，把中国以及其他一些不太愿意遵守西方规则的国家屏蔽在外。

曹德旺认为逆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我猜他可能是从政治上的逆全球化对接到了经济上的逆全球化，但两者之间未必有线性传递关系。我在《溢出》这本书里将这种思维称为“封装式思维”——本能地把各种问题都封装在一起思考，政治空间则是用来封装这些问题的外壳。

封装式思维会简化复杂的世界，以便塑造共识，并转化出政治动员的效果。民族主义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但它会遮蔽真实秩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可能是扭曲的。

19世纪后期以来，国民教育在世界普及后，各国人民接受教育的底层思维都是封装性思维。川普喊话“让美国企业回来”，也是受封装性思维驱动，是以政治单元为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的。今天，经济和政治的空间高度不一致的情况之下，封装性思维终于走到尽头了，它亟需被突破。

今天的世界秩序存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现象。人类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以至于政治全球化的深度跟不上了。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说，当政治全球化的速度跟不上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就会出现摩擦，全球化会出现一次退潮，但退潮无法真正解决问题，退潮之后会出现新的一轮涨潮，我对这一轮涨潮的趋势判断是商人秩序。

今天的全球治理秩序、经济治理秩序以国家为单位，但真实的经济过程越来越不以国家为单位在运行了，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之间不匹配了。未来一定会演化出类似企业联盟的跨国组织，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可能需要几十年，但迟早会往这个方向演化。